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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腦、公益心-一種社會運動的開始

企業腦、公益心-一種社會運動的開始

年份: 
2008
來源: 
台灣光華雜誌

「賺錢誠可貴,公益價更高,兩者若結合,台股上萬點。」這是一年前台灣第一家「社會企業」創投公司──若水國際公司創辦人王文華對台灣社會企業擘劃的美麗藍圖。

台股上萬點在世界經濟局勢一片委靡不振的現階段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賺錢的企業腦」加「慈悲的公益心」,究竟會引發什麼神奇的化學變化?還是形成水火不容、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僵局?

近年來,社會企業在國內外都成了討論熱烈的顯學,甚至被認定是貪婪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對治解決之道。只是,社會企業究竟是什麼樣貌?它是公益行善的新方式?還是新型態的創業模式?台灣究竟有沒有社會企業?值得探究。

去年10月,長居「台灣品牌」國際排名榜首的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和身兼企管顧問與作家身份、集銅臭與浪漫於一身的王文華,決定攜手做公益,共同創辦了若水國際公司,開出將在3年內投入一億元台幣,扶植、投資台灣「社會企業」的支票。一時之間打響了社會企業的名號,短短3個月,若水的「社會企業創業大賽」湧進了212件提案,反應出奇地熱烈。

可惜的是,經過審核後發覺,大部分的提案不是缺乏可行的商業模式,就是沒有公益價值,和若水認定的社會企業有很大的距離。評審結果,若水最後選擇以原住民有機農業產銷為訴求的「曙光計劃」為第一個扶植對象。然而,在滿週年的說明會上,若水坦言,投資案早已破局,原因是雙方的理念不合。

「我們對於公益這塊很陌生,社會企業的難度也超過我們的想像,」王文華承認,若水團隊花了6個月時間做市場研究,這才發現在台灣「做有機」是很辛苦的,除非有很獨特的營運模式,否則很難成功。而在營運模式、規模時程和預期目標沒有共識的情況下,為避免日後相互掣肘的困擾,若水決定不予投資,改以張明正個人名義捐款給曙光的前身──輔大原住民辦公室。

另類「本末倒置」

從若水大張旗鼓、虛耗一年卻毫無成績的投資經驗看來,「社會企業」樣貌為何?如何運作?大多數人恐怕還是霧裡看花,霧煞煞。

究竟什麼是「社會企業」?社會企業與一般的企業行善又有何不同?

「社會企業不只是販賣商品,更著重在過程中讓『人』受惠,因此帶有強烈的時代性和地域性,」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因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重點和需求不同,社會企業的樣貌也會不同。

去年6月,中視總經理鄭家鐘在空大舉辦的「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研討會」上則指出,「光是賺錢是很無聊的事,當一個企業賺夠了錢,往往會開始想辦法還給社會。」過去企業在有盈餘後走向發展社會事業、成立各種文教及慈善基金會,而如今的「社會企業」則主張「本末倒置」,將賺錢和回饋社會同步進行,甚至「賺錢是為了做公益」──賺錢只是手段,公益才是目的。

孟加拉經濟學者尤努斯成立的「鄉村銀行」,就是一個最典型也最成功的範例。

小小資本家搖籃:鄉村銀行

成立於1976年的鄉村銀行,其特色是專門提供微額貸款(50到100美元)給不符合一般銀行貸款資格的窮人(特別是女性),讓他們可以拿這筆小小資本進行創業、購買各式各樣的生財工具,可能是編織用的竹子、或是一台縫紉機、或是10隻羊……。也就是這麼一點微不足道的幫助,激發了窮人的進取心,也成功讓數百萬人從此脫離貧窮。

由於窮人無力提供擔保品,於是尤努斯以5人互保(其中一人無法還款,其餘4人在未來幾年內都將無法獲得貸款)的方式來規範,這在人際關係緊密且極重榮譽的農村裡,顯然發揮了互相督促、監督的功效。

令人驚訝的是,鄉村銀行不但不以低利率來「優惠」窮人,其20%的利率甚至高於一般商業銀行(孟加拉一般銀行利率為16%),但若於一年內還清者,則立刻利率減半,以提供窮人努力維持「信用」的誘因。

鄉村銀行在貧困的孟加拉,創下了連續30年還款率接近99%的驚人記錄,盈餘獲利更是不在話下,光2005年獲利就達1,500萬美元。然而,獲利不是尤努斯的目標,盈餘只是為了確保永續生存和擴大規模。目前鄉村銀行已經涵蓋孟加拉86%的鄉村地區,貸款戶超過700萬人;鄉村銀行的微型貸款模式也已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推行,尤努斯更因此榮獲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若水楷模:阿育王

另一個例子,則是美國人比爾•德爾頓在26年前創辦的「阿育王」組織。

德爾頓堪稱是全球社會企業的創投教父,他從美國環保署助理署長職位上退休後,開始每年投入3,000萬美元,協助全球各地有志從事社會事業的社會企業家,提供融資、策略分析和資訊交流平台,這也正是「若水」去年成立時給自己的使命。

本著「把資源花在刀口上」的宗旨,阿育王設計了一套堪稱「萬中取一」的嚴格篩選、審核機制,選擇效益最高的對象進行投資,至今已在全球64個國家中孕育了1,800名社會企業家,其中93%成功達到創業目標。

例如:巴西的巴吉歐在貧民窟及監獄設立了九百多所電腦學校,並教孩子使用電腦;印度的潔露則創辦了「兒童專線」,為上百萬名露宿街頭的兒童架構緊急協助網等,都是成功的社會企業創業者。

NPO生存競爭進化版

反觀台灣,雖然沒有類似上述一開始即以「營利企業」型態存在的社會企業,但NPO(非營利組織)走向產業化,其實已有一段歲月。

如果說,以公益服務為主的非營利組織,是「政府失靈」困境的解藥,那麼,社會企業或許就是非營利組織「志願失靈」現象的產物。

近10年,國內經濟不振、民間捐款日益下降,政府能釋出的契約外包(如雛妓救援安置、受暴婦女中途之家等)又日趨競爭,加上NPO微薄的薪酬(專業人員薪資中位數約每月3萬元、服務人員2萬元)無法吸引足夠且高素質的專業職工,導致各NPO均面臨了財務及服務品質惡化的雙重危機。為了生存,許多NPO開始向「社會企業」模式靠攏。

「社會企業必須立基在NPO之上,」林億萬指出,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的共通點就是「不營私利」,差異則在於心態是否積極進取、管理是否專業、是否能以績效掛帥。當非營利組織更加大型化、組織化後,其實已接近社會企業的型態,「這是一種演進的過程,」他說。

成立於1992年的陽光洗車中心,是台灣第一個提供綜合性身心障礙朋友就業機會、促進其自力更生的庇護職場,也是台灣第一個走向產業化的非營利組織。

繼洗車中心之後,陽光基金會後續又在捷運站設立販賣店、成立無障礙的陽光加油站(2003年)。

而繼陽光基金會之後,心路基金會成立洗衣坊、伊甸基金會成立視障按摩中心、喜憨兒基金會創設烘焙坊……,非營利組織為了籌措財源或提供就業機會,紛紛兼營「副業」,但多數仍無法自給自足,必須仰賴政府的資源和民間捐款。但這其中有一個例外,則是「勝利潛能中心」。

殘障大集合,「錢」力無限

勝利潛能中心,是台灣NPO中少數可做到不向外伸手的組織。它的經費來源,除了三分之一是政府補助款外,其餘皆來自事業生產所得,幾乎沒有社會捐款。

勝利潛能中心主任張英樹解釋,勝利與一般企業的主要差異,在於雇用的對象都是身心障礙者;勝利的盈餘除了用來擴展新的事業體外,也按績效發給獎金,回饋給員工。

以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開發與經營為宗旨的台北勝利潛能中心,成立於2000年,隔年該中心即成立第一個庇護職場──「勝利資料建檔與編排中心」,專門接銀行、金融機構的資料建檔工作,目前聘有20位精神障礙、肢體及聽語障礙者員工。

雖是殘障大集合,但在心態上,勝利並沒有任何自憐或乞憐的情緒,員工薪資也比照市場行情,不打折扣。

「勝利完全以經營企業的精神來運作,」本身肢體障礙的張英樹強調,「只有在品質與專業上達到市場水準後,公益形象才會開始產生一點點加分效果。」例如資料安全性是資料建檔工作的首要條件,因此勝利在2005年取得國際資訊安全管理BS7799認證,是台灣民間業者中第一個拿到認證的。

準確度則是資料建檔的另一個評估標準。為提高準確度,勝利的每一筆資料都分別由兩位員工重複打字,再以電腦比對,以「勤能補拙」方式,將錯誤率降到最低,準確度高達99.99997%。

用自己的錢,勇於出擊

「要有好品質,才有好收入;有了好收入,才能提供好福利。」張英樹指出,一般社福機構的錢都來自政府或捐款人,為了怕被外界批評、也怕出現赤字,只好省吃儉用,把許多心力虛擲在內部成本控制上;勝利則是站在「為身心障礙員工創造最大福利」的角度來思考,積極創新、拉近市場距離。而除了資料建檔中心外,勝利更突破過去身心障礙者只能從事刻印、按摩等工作的刻板印象,不斷開發身心障礙者的新職種。

6年前,勝利為了服務無法走出家門的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展開「居家學習計劃」,以網路遠距教學的方式,免費提供學員影像合成、美術編排、網頁設計等項目的教學,並成立設計中心接案,目前一年有近千萬元的案量,陸續已有近30位身心障礙者以此方式在家工作。

兩年前,規模越來越大、隱然形成集團綜效的勝利潛能中心,又與「壹咖啡」合作,跨足餐飲業,在台北市政府大樓中經營「enjoy台北」餐廳。

張英樹表示,壹咖啡提供市場專業knowhow、物料管理、採買等,勝利則擔任餐廳經營與服務工作,各司其職,經營兩年多,目前收支已能打平。今年初,勝利又在關渡成立琉璃廠,捨棄技術門檻較高的吹製、脫蠟法,改以融合的方式,從事玻璃藝術飾品的生產。

「我們要創造身心障礙者的價值,而此價值又必須與市場結合,」張英樹表示,只要敢作夢,就有夢想成真的機會。當然勝利也曾有失敗的經驗,如做電腦動畫、網版印刷等,但在致力追求專業和高品質的目標下,多數都能成功。

而同一事業中雇用了各種不同的障礙別員工,也是勝利的一大利基。

張英樹表示,不同類別的殘障者可以彼此體貼包容,發揮「瞎子揹瘸子走路」、互相補位的功效。例如,在餐廳中肢障者在吧台負責點餐時,會有聽障者在一旁協助;建檔中心裡當情緒障礙者發出呻吟咒罵時,一旁聽障者可以完全不受干擾、繼續工作。這也是其他服務單一類別障礙的社福機構少有的「優勢」。

販賣理念的「生態綠」

除了被若水推崇為「優良個案」的勝利外,還有一種懷抱「改造社會理想」而成立的眾多另類小型社會企業,也同樣令人耳目一新。

2006年,擁有長年環保、社運經驗的徐文彥,成立了「生態綠」,藉由賣公平貿易咖啡,來實施他的「社會改造計劃」。

「公平貿易」商品何其多,為何獨獨鍾情咖啡?

「咖啡是僅次於石油的國際第二大期貨商品,」徐文彥解釋,荒謬的是,咖啡的收購價格並非決定於產地,而是取決於一心想攫取最大利益、對農民死活毫不在意的紐約華爾街期貨市場。

徐文彥想以「倫理消費運動」來導正生產倫理:「只有長期的耕耘培力,培養農民的視野和知識,才可能在未來扭轉當地的問題。」

徐文彥說,公平貿易的核心價值是賦權、培力而非援助。為達成此一目標,FLO(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總部在德國波昂)以營收的固定比例、特許商的認證費、註冊費以及年費,來成立國際統合性質的「社區發展金」,幫助貧窮國家的農民、工人組織建立社區或生財的基礎設施,幫助他們擺脫赤貧。

除了貢獻認證費和年費給FLO外,「生態綠」每賣出半磅咖啡(300元左右),就固定捐出10元(5元捐給台灣環境資訊協會、5元捐給綠黨),作為抗暖化的全球串連與國會遊說基金。

走進僅有10坪大小、裝潢平實如一般住家的生態綠,消費者只聞到濃郁的咖啡香,卻看不到價目表──咖啡價格由顧客各憑良心、自由定價。因此,同樣一杯咖啡,有人付二、三十元,也有人付一、二千元。「但這兩種極端的人都不會再來第二次,」徐文彥笑說,前者不能理解或認同生態綠的理念;後者雖支持公平貿易理念,但卻不可能天天花大錢來喝咖啡。唯有付出自認為公平、合理價格的人,才會一再光顧。

經營一年多,徐文彥的生態綠已產生了些許影響力,今年9月,他受邀到台大徐州路法學院區設立咖啡座,更有機會藉由推廣公平貿易咖啡,來吸引這些菁英份子關心社會公義與公益。

從NPO到社會企業

此外,也有在非營利組織中浸淫多年的倡議者,正準備跨足社會企業領域。

20年前倡議「共同購買」,並為「主婦聯盟」創辦者之一的洪友崙,如今除了擔任「新生活社會福利促進會」理事外,也是「社會企業家聯誼會」召集人,正準備投身社會公益創投事業。

目前新生活社福促進會在三芝經營「養生庇護農場」,讓身心障礙、低收入、單親等弱勢的危機家庭在此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並以有機農耕生產無毒蔬果、經營假日休閒農場的方式,自力更生。

「養生庇護農場」採認養制,每10坪為一單位,開放給「都市農夫」認養,認養人每月繳交1,000元,可依所需選擇自耕、合作或請弱勢者代耕等方式,獲取收成的100%、50%或25%。

洪友崙指出,庇護農場經營2年來,預定要招募200位認養人,但目前僅有58人,距離目標還有一段路。今年6月才成立的「SVP」(社會公益創投伙伴)組織,會將庇護農場列為第一案,希望引進創投資金與knowhow後,能有助於農場的健全發展。

從NPO跨足社會企業創投,洪友崙沒有「若水」的雄厚資金,只能走集資方式,但因其具有紮實的根基,也看出此一領域的處處「錢」景,因此充滿企圖心。

以陽光基金會的洗車中心為例,洪友崙認為,陽光的點子極好,可惜企圖心不夠,只經營一個點太可惜,「應該和各加油站合作,把台灣所有的加油站都『陽光化』,讓陽光變成一種普遍價值、變成另一種台灣奇蹟。」

「生態綠」徐文彥也有同感,他認為,「公益事業的市場空間,是靠著大家互相聲援、爭取,甚至批判出來的。」

徐文彥以香港為例,2004年,香港的非營利組織倡議政府將公部門的勞務派遣外包給NPO經營,一方面讓NPO賺取外包的服務費用,一方面更透過NPO的訓練篩選,創造了很多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他認為,台灣公部門的廢電腦回收利用、清潔打掃工作等,也都可以開放給NPO或社會企業,讓它們藉公部門為練兵場,跨出第一步,之後他們再面對市場挑戰時,存活率應可提高。

活化社會企業市場

受惠於台灣NPO歷史悠久、組織多元且活動力強,從NPO「進化」到社會企業,目前看來似乎是台灣推動社會企業的一條捷徑,不過如何有更創新的商業模式、更能遵守「市場運作法則」?則還有待重重考驗。

在說明會上表示要重新「歸零」、向NPO學習的若水董事長王文華則承諾,雖然若水的初期嘗試失敗了,但他們已決定調整、放寬標準,將之前的212個創業提案再拿回來重新審視。未來有意開創社會企業者,只要能洞察社會需求、提出新的營運模式、創造新的公益價值,若水仍願給予協助,也仍然看好這個新興的創投「市場」。

但他也提醒,社會問題不可能完全用社會企業來解決。有些根本問題需要政府解決,有些得靠非營利組織協助,社會企業能解決的,可能只有一至二成。對於社會企業所從事的範疇,王文華認為不必設限,有意創業者只要以自己的專長,來從事具有社會公益價值的事業即可。

「社會企業可以小而美、也可以很個人,」王文華比喻,社會企業可以是亂世中的一條光明大道,也可以是無數盞小小燈火,讓公益不只是菁英份子拯救社會的夢想,更是一種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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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咖啡「Must Be Fair」

喝咖啡「Must Be Fair」

年份: 
2008
來源: 
生命力新聞

【記者鄭喻文/台北報導】台北城市叢林裡,有家咖啡店用不醒目的透明招牌寫著「生態綠」。這裡除了是腳踏車騎士休憩的歇腳處,更是台灣推廣公平貿易理念的先驅基地。

「生態綠」以成為台灣社會企業的表率自許,除了營利之外,以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Must Be Fair」是他們試圖傳達的核心價值,無論對社會,或是對地球,「公平地營運」就是一種尊重與友善的精神。

生態綠創辦人徐文彥說,在英國求學過程中,公平貿易的理念早已在歐洲發酵數十年,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 International)成立之後,他主動要求加入此組織,成為華文世界第一家公平貿易特許商。

FLO(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是一個強調「貿易要公平」的國際組織。他們給予生產者合理的交易條件,確保勞工能有尊嚴的工作,長遠的計畫在於輔導當地人民有能力獨立自主的過生活。但是台灣消費者普遍不了解「公平貿易」的意義,大多咖啡店也選擇購買低單價高獲利的咖啡豆,導致公平貿易的市場始終不大。

然而為何不選擇廣告宣傳公平貿易的概念?另一位創辦人余宛如說:「就是因為我們正在推展公平貿易的理念,更要對這部分謹慎。」過多的包裝和宣傳只會喪失初始的意義。於是她們透過不斷在各地演講、推廣,並創辦生態綠這個空間,讓消費者了解什麼是公平貿易,以及「用合理的價錢支持倫理消費」的重要性。

余宛如說,從事知名有機保養品的行銷經理到創辦生態綠,生活方式跟消費行為都有很大的改變。過去常以過度消費來滿足自己,在見識到許多國家對於生態保育、公平貿易的努力後,發現「減少物質慾望,心胸會更遼闊。」

許多人或許會懷疑,公平貿易如何受惠於生產者?余宛如表示,當時在國際食品展遇見宏都拉斯的咖啡農,對他笑開懷的神情震懾不已,咖啡農告訴她生活環境真的比過去改善許多,家裡不僅多了一間廁所,小孩更可以接受教育。

在生態綠的網站上,你可以看見每袋咖啡豆的原產地氣候、地形及文化背景。徐文彥表示,他們希望消費者不只是關心咖啡豆的價錢,更能藉由咖啡認識美國以外不同的國家。在生態綠咖啡店裡,所享用的每一杯咖啡都由消費者決定價格。因為他們相信,聰明的消費者不是計較價錢的多少,而是在乎商品的內容與生產過程是否正當。此外,在生態綠買的每一袋咖啡豆,都會捐出十元運用在「對抗全球暖化」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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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小農 購買小黑人商品

支持小農 購買小黑人商品

年份: 
2008
來源: 
自由時報

〔記者謝文華/台北報導〕如果你選擇購買貼有「小黑人標籤」的咖啡豆,就可以讓拉丁美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小農,一天的薪資從一塊美金漲到兩塊美金!

今天是「世界公平貿易日」,國際公平貿易協會特別選在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六推廣公平貿易理念,支持全球小農。

公平貿易產地直購

公平貿易是直接向產地小農採購,確保其合理收入,同時也輔導小農不要以破壞自然環境生態方式增產。

台灣第一個公平貿易特許商—生態綠商業公司負責人余宛如說,咖啡豆是全球僅次於石油第二大貿易商品,一磅期貨價零點六至零點八美金,如直接向小農採購,保障其合理利潤價格為一點二六美金,小農獲利可增加五成至一倍,但對進口商及消費者來說,交易價格卻差不多。

生態綠發起人徐文彥指出,台灣的咖啡市場被「一大三小」進口商壟斷,一般進口商無法取得一磅零點六至零點八美金的價格,中間經過分銷商、烘焙商等層層剝削,採購價一磅也在一點二六美金上下,但若直接與小農購買咖啡豆後自行分銷烘焙,將中間商剝削小農的價差直接還原給小農,小農卻可因此獲利一倍。

生態綠銷售兩百五十磅的咖啡豆,價格三百元至三百五十元,比消費者在傳統通路購買到的咖啡豆便宜四十元至七十元。徐文彥分析,以咖啡店販賣的咖啡,一杯若賣一百元,咖啡豆的成本約五元,若買的是公平貿易認可的咖啡豆,成本頂多六元,其他九十多元獲利,支付店租、人事、水電等費用綽綽有餘。

將價差還原給小農

位在德國波昂的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負責制定全球公平貿易標準,以食品為主,其中以受殖民帝國遺毒、產銷量最大的咖啡、茶葉、巧克力等商品佔多數。國際公平貿易協會則負責制定手工藝品公平貿易標準,獲認可的貿易商,皆可獲得「小黑人標籤」(黑色代表的是生產者黝黑的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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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咖啡館 販賣生態文化

小小咖啡館 販賣生態文化

年份: 
2008
來源: 
台灣立報

【記者胡慕情專題報導】杭州南路一段的幽靜小巷裡,坐落著一家獨立咖啡館—KOGREEN。不若星巴克充斥著布爾喬亞氛圍,也沒有希臘地中海的外觀,這家咖啡館樸實無華,與周邊住家並無二樣,但它不只家咖啡館,也是「樂活」遊戲場。

強調「生態」的咖啡館

「kogreen」結合德文「ko」與英文「green」兩個字。「ko」是「生態」的意思,與英文「eco」同義,中文店名就是「生態綠」。如此命名源於老闆徐文彥不將生態綠視為企業,而是「綠色有機體」。生態綠咖啡館以融合社會公義與環境保育為出發點,連結台灣與國際組織一同關注貧窮與暖化等全球議題。

生態綠使用公平貿易的咖啡豆,是華人世界第一家獲得公平貿易特許商資格認證的咖啡館。徐文彥表示,最早接觸到公平貿易是在英國,原先歐洲各國的公平貿易標籤並未統整,相當混亂,直到2002年,公平貿易組織才重整。將散亂各地的公平貿易標籤完成整合,一共花費5年時間,但整合後,2003年的公平貿易產品開始有組織性、系統性地大量曝光。當時就讀於Essex的徐文彥因一群義工散發公平貿易的明信片而對公平貿易感到興趣,同時學校的合作社也在販售公平貿易咖啡。「我覺得有機會台灣應該跟進。」

徐文彥自海外學成歸國,並無立刻著手公平貿易相關行動。真正讓他決心進場,是在綠黨第一次台北市議員選舉之後。身為黨員的他在選舉結束時到台灣各地行腳,發現台灣有機小農如溪底遙的龍眼、柳丁、屏東環保聯盟的芒果,必須花很大成本在行銷與通路建立,加上產品的季節性,一年只能跟消費者建立一次關係,根本無法擴大消費群體。

「這樣一來,有機小農生產面積就被侷限。農產品一年一收,也導致農民無法預估產量、永遠不敢投資、擴大面積種植,只能保守地經營那一塊小小的地,導致產量、消費群體與耕種面積都受限,每個小農只能自己負責自己的通路,效益極低。」

徐文彥憂心,台灣早在幾年前就有許多人討論公平貿易,但卻少有產品進場。雖有城市藝術咖啡等產品引進,但這些公平貿易商品卻被當成特殊產品或精品經營。對徐文彥來說,「真正的公平貿易是倫理消費運動,而非有錢人的贖罪券。」

當公平貿易開始受到全球重視,連鎖咖啡店星巴克曾因輿論譴責,表示將採用公平貿易咖啡豆以維持形象。根據星巴克官方說法,至2004年底,星巴克將投入3年270萬美元的經費、提供250萬美元的低利貸款,以高於市價60%至200%的價格收購參與公平貿易農民有機栽培的咖啡生豆。

但消費者不知道,3年270萬美元分別由3個不同單位出錢,比起星巴克一年收益來說根本九年一毛;更重要的是,消費者走進星巴克,不見得能喝到「公平貿易咖啡」,因為要不要在今日特別咖啡使用公平貿易咖啡豆,星巴克並無一定準則與規範。

面對擁有龐大資金並以公平貿易旗幟經營形象的咖啡店,徐文彥認為根本無法落實公平貿易的真正意涵,也無益落實倫理消費。因此生態綠咖啡館強調「教育消費者」。在生態綠咖啡館點咖啡,「價格全由消費者決定。」

從咖啡豆認識公平貿易

徐文彥說,生態綠咖啡館的經營目的不是希望賣出一杯杯咖啡,而是希望當一位固定需要消費咖啡的消費者走進生態綠時,能透過觀摩咖啡實做,並給他時間說明有關公平貿易的種種內容。

徐文彥強調,公平貿易要從日常生活做起。「一位消費者買了一個公平貿易的錢包或袋子,看似資助當地的生產者,但如果買了卻不使用,那像捐一筆錢,卻無法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這跟倫理消費還有距離。」

其實,徐文彥原先對咖啡一無所知,「我甚至連在咖啡館打工的經驗都沒有!」但他認為在眾多公平貿易商品中引進不受季節影響的咖啡豆,最有機會建立台灣消費者對公平貿易的認識。

他希望進到生態綠咖啡館的每個人,都能清楚認識產品內容、如何生產、產品與土地的關係,「我希望從單一產品出發,並建立倫理消費觀念,讓生態綠成為平台,使其他台灣有機農產品更有被消費者接受的可能。」

不健康咖啡充斥市場

走在街頭,隨處可見星巴克、怡客、壹咖啡或85℃,因為行銷包裝成功,喝咖啡的人愈來愈多。但徐文彥透露,台灣最常飲用的咖啡是便利商店販售的三合一咖啡或罐裝咖啡,真正的全豆咖啡,也就是咖啡館所使用的僅佔兩成市場,其餘8成消費量,都是「不健康咖啡」。「推廣公平貿易咖啡,不可能和連鎖咖啡店合作。」因為這些店家沒有時間教育消費者。起初開店時,曾有人擔憂生態綠拚不過市場競爭,但徐文彥說,他鎖定的教育客層,並非咖啡老饕、喜歡咖啡店氣氛的人,而是那些每天都要吸取咖啡因,卻喝了不健康咖啡的消費者。「簡單地說,假設一位消費者每天都要喝咖啡,我希望她們能用公平貿易的咖啡豆,去取代每天消費的咖啡因量。」

支持公平貿易的咖啡豆有什麼好處? 2003年科羅拉多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公平貿易研究團體總結7個拉美公平貿易咖啡生產者的個案皆認為公平貿易能在「短時間內改善小規模咖啡生產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比起傳統咖啡生產者,公平貿易生產者更能得到訓練機會並改善其咖啡品質,公平貿易生產者的家庭也更穩定,小孩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機會。

公平貿易協助經濟獨立

眾所皆知,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通常因政治不穩定、內戰等問題而走不出殖民地經濟。倚賴單一經濟作物出口賺取外匯的同時,只是內耗資源;僅以物資救援的富國,無法幫助這些國家自立,更形成無窮盡的剝奪。然而,公平貿易卻對生產者承諾提供維持永續經營、提供先期財務資助金與長期貿易夥伴的「保證收購價格」。雖然價格比市場價格高出許多,但卻能幫助生產者免除價格波動的傷害,與耕種初期的財務拮据,並協助她們經濟獨立、專心培育出健康的農作物。

此外,公平貿易組織也會提供「社區發展金」給有機小農,讓她們獲得溫飽,並協助提升生產設備與團體小農的市場競爭力。簡單地說,公平貿易希望破除過去「金援」的迷思,讓這些開發中國家的農民有自立能力。

對於消費者來說,公平貿易不僅是給貧窮國家翻身機會的善意,對自身來說,更是品質保證。徐文彥認為,聰明的消費者要「挑剔」—包括內容物、成份、製造時間跟過程。公平貿易商品不但能確保消費者的購買權益,更能督促不良產品進行改善。透過追溯「產品背後的生產世界」(world behind the product),消費者有機會瞭解消費商品的「生態足跡」(environmental footprint),覺醒到自己使用的日常用品可能帶有一連串生態與社會衝擊。

台灣國際觀仍是盲從

徐文彥說,台灣對自由貿易與第三世界的世界觀都不夠,「我們的國際觀就是美國的國際觀。」截至目前,對自由貿易的反省也不足。台灣在2000年加入WTO已付出龐大代價,許多人迷信加入WTO就是獲得尊嚴,實際上卻損耗台灣內部資源。

他指出,自由貿易近來被視為理所當然,但背後的意義是大規模傾銷,對拉丁美洲、非洲等國而言,「就是原物料掠奪。」當地農民必須貸款以進行種植,等到積欠過多,只好賣油,貧窮因子只會無盡循環。

若能落實公平貿易,其保障收購價將不只是人道價格,也是保護土地的價格;支持公平貿易,能讓人的工作勞動有尊嚴,也不剝削土地生產。徐文彥舉例,近年因咖啡需求量大增,許多國家大規模砍伐雨林,改種中、矮的咖啡樹,「我們都必須承受氣候變遷的苦難。」為了讓消費者更易親近公平貿易,生態綠被打造成「樂活遊戲場」。熟悉自由軟體、喜好單車的徐文彥,讓單車騎士能在生態綠門口安心停車;固定開設學堂,透過講座的方式,讓走進生態綠的人慢慢累積意識。

徐文彥說,咖啡總被蒙著一層神秘美麗的面紗,煮咖啡更被認為是困難的事。煮一杯極品咖啡固然需要好器具與好技術,「但要喝一杯80分的咖啡,卻沒那麼難。」

一揭咖啡的神秘面紗

徐文彥透露,只要有一台磨豆機和濾紙,將新鮮的咖啡豆磨好、用約85至90度的熱水沖,就能沖出好咖啡。只要豆子新鮮、烘焙正確、要煮咖啡時現磨豆子,就能煮出中上水準的咖啡。他笑著透露:「咖啡店的香味不是沖煮而來,而是磨豆機來的,只要有簡單器具,辦公室或家裡都能變成咖啡館。」

雖然徐文彥期許生態綠成為有機產業平台,但他坦承現在要與有機小農談合作仍太遙遠。徐文彥說,爭取引進公平貿易系統就是希望把倫理消費的認證體系,以及公正性的Know How引進台灣。

他指出,過去國外推動公平貿易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認證系統。過去公平貿易未整合時,和台灣有機小農面臨本該是「標準」卻變成「形容詞」的狀況雷同。因此如推出有機柳丁、龍眼的溪底遙,只能靠口碑、人情去維持有機產品的生產,「這也是未來政府應該正視的農業問題。」

過去公平貿易未整合時,消費者無從認定挑選,自然無法建立信心;但2002年統一標準後,公平貿易產品銷售量每年幾乎100%增長,「因為有公信力、消費者有信心、產品能見度也提高,這才是未來有機產業的出路。」

不賣商品 只賣信任關係

徐文彥說,未來生態綠咖啡豆的銷售方式,將靠獨立書店與社運團體推行,「因為這是一個運動,不是商品。」他希望將咖啡豆放給懂得賣、有耐心跟顧客解說公平貿易的人,同時也讓顧客與這些非政府組織或書店建立更深入信任關係。

除了教育消費者,生態綠也將替消費者為台灣環境行動回饋。每位消費者購買一包咖啡豆,生態綠將提捐10元新台幣,其中5元將做為今年底全球1208抗暖化大遊行行動;另外5元則捐給環境資訊協會的氣候變遷資料庫。

此外,消費者所購買的每包豆子,公平貿易組織都將抽1%的金額做為社會發展基金,保障公平貿易生產者的基本生存勞動權,及幫助當地進行社會發展,如水電、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給她們魚,不如給她們一根釣竿!」這句話將不再是老生常談,生態綠,已經起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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